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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生平鲜为人知而又最重要的政治手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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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介石生平鲜为人知而又最重要的政治手笔

帖子 由 XXSC 于 周四 四月 08, 2010 2:12 am

作为蒋介石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,“新生活运动”后来被众说纷纭。易劳逸教授谈到,“在新生活运动中,蓝衣社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……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相信,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,其目的在重组国家,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”;英国记者弗雷达?阿特丽则认为,“它是一场半孔夫子、半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。它立场保守,旨在通过统治者的训示督导,使中国的疾病得以治疗……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,它取得了些许进步,比如不再随地吐痰、用牙刷、扣上衣服的扣子等。但面对民众的深重苦难、剧烈的社会变革,它如同救世军在欧洲的贫民窟里唱歌以治疗工业主义的弊病那样,注定了于事无补”。最后,美国学者小詹姆斯?汤森却概括说,“(它是)儒家、法西斯、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”……

1

1934年2月19日,在南昌乐群电影院前,五万名官吏、保甲长、各界民众被召集起来,聆听蒋介石的训话。这一天,南昌下着濛濛细雨,但按照宪兵和警察的要求,他们没有使用任何雨具。

当蒋介石踏上一处临时搭就的演讲台时,几万人齐齐肃立。在林立的麦克风前,蒋介石的表情还是那么矜持、那样冷漠。但,当他的目光缓缓扫视统治下的官吏、城市和无数青天白日旗时,仍然有一些人觉察到,他的眼睛深处有一种特殊的狂热。

他也站在南昌的雨里,似乎打算一直这么站下去。当一双双眼睛表现出驯服、恭谨和诚惶诚恐后,他终于开口了。他开始发表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演讲,《新生活运动之要义》。

他首先表达了自己对“新江西模式”的期许。他说,“我们江西无论在哪一方面,无论什么事情,统统要做各省的模范,为全国所效法”;他说,“要以我们一省的新风气、新事业,来风动各省……跟着我们共同一致的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”。他并且强调,只有以“昨死今生”的精神,做除旧布新的工作,“才可以……完成民族复兴的使命”。

除什么旧?布什么新?他不肯明说。恰恰相反,他绕了一个大圈子,谈起了自己的所见所闻:不久前,在福建建瓯,他看到一个小学生在街头吸烟,“虽穿了很好的衣服,还是一点教育也没有”;几天前,在南昌街头,他又目睹了同样的一幕。他说,“这样还了得吗?他做学生的时候就要吸纸烟,再长大不会吸鸦片烟吗”?

学生如此,普通民众就更不必说了。他们肮脏、杂乱、毫无公德意识,“随地吐痰、撒尿,到处脏得不堪,床下门角,这些地方永远不洒扫”;他们自私、苟且、没有丝毫羞耻心,“所以社会弄到这种黑暗、纷乱、暮气沉沉,充满了乌烟瘴气”。蒋介石断言,“简直只有最野蛮的民族才如此”……

然后,他谈到了德国。

他说,签订《凡尔赛和约》后,德国积贫积弱,“一动也不许动”;但几年后,“居然就能够复兴起来,和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并驾齐驱”。他说,无论人口、土地还是军备,德国都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,“人家刚刚战败,过几年就可以不付赔款,要赖债就赖了,而我们几十年或百多年的赔款,到现在还是每年要照付”,这是为什么呢?

蒋介石认为,这与他自己的无能、***政权的颟顸***无关,一切症结都在中国民众身上。他谈到,德国人的智识道德,与英法各国差不多,“或许比人家还要好些”,所以让列强肃然敬畏;他认为,“他们无论起居食息,一言一动,统统有规律,合乎做人的道理……他们一般国民,没有一个不尊重社会的秩序,严守团体的纪律”,所以谁拿它都没办法。他似乎发现了政治的真理:“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,不是用武力所能成功的……完全在乎一般国民有高尚的智识道德”。

那么,什么是智识道德呢?他又谈起了日本的例子。他说,日本举国上下,“无论什么人早晚一定洗冷水脸”;“日本人除洗冷水脸之外,还有一个习惯,就是……每天都吃冷饭”。他由此断言,要提高中国人的智识道德,必须从衣食住行着手,“一个人或一个国民的精神、思想、智识、道德,统统从基本生活的样法表现出来”。他甚至认为,“外国人无论吃饭、穿衣、住房子、走路,和一切的行动,统统合乎现代国民的要求,表现爱国家和忠于民族的精神……统统合乎礼义廉耻”……在蒋介石看来,洗冷水脸、吃冷饭,很有礼义廉耻。而更有礼义廉耻的,则是半军事化生活。他谈到,“这些生活习惯是什么?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。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种刻苦耐劳的习惯……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”;他谈到,“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……就是要整齐、清洁、简单、朴素,也必须如此,才能合乎礼义廉耻”……

作为修身之本的礼义廉耻,就这么与军事化生活、与半法西斯化的社会牵扯在一起了。又何止于此?谈到礼义廉耻时,蒋介石激动了。他说,除了让中国人过上这种礼义廉耻、“合乎现代生存”的生活,“再没有旁的根本方法”;他说,所有这一切,“乃一种至高无上的救国复兴的根本事业”……

他已经讲了一个多小时了。五万人一动不动,任由他训斥着自己的阴暗、堕落、毫无德性。在无穷无尽地羞辱亿兆中国人、无止无休地表达自己对纳粹德国、对军国化日本的艳羡后,他渐渐获得了一种“吾曹不出如苍生何”的自信。他顾盼自雄、目光空茫而复杂;他感受到了自己的纯粹、高大和伟岸,仿佛他来到这个世间,就是为了拯救这群迷途的羔羊。他开始直抒胸臆了,他说,“我讲到这里,可以告诉大家,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?简单地讲,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”;他说,“就是要养成勇敢迅速、励苦耐劳,尤其是共同一致的习性和本能,能随时为国牺牲……随时可以与敌人拼命的国民”……

他为此宣布,从南昌开始,他将缔造一个新中国。他言语铿锵地宣称:“使南昌改造成为一个新社会……而将我们的新生活运动,逐渐推广至各省各县!”

作为蒋介石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,“新生活运动”后来被众说纷纭。易劳逸教授谈到,“在新生活运动中,蓝衣社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……许多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相信,新生活运动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,其目的在重组国家,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”;英国记者弗雷达?阿特丽则认为,“它是一场半孔夫子、半基督教青年会的运动。它立场保守,旨在通过统治者的训示督导,使中国的疾病得以治疗……在普通民众的生活习惯上,它取得了些许进步,比如不再随地吐痰、用牙刷、扣上衣服的扣子等。但面对民众的深重苦难、剧烈的社会变革,它如同救世军在欧洲的贫民窟里唱歌以治疗工业主义的弊病那样,注定了于事无补”。最后,美国学者小詹姆斯?汤森却概括说,“(它是)儒家、法西斯、日本和基督教元素的混合体”……

那么,究竟哪一种说法更接近它的本来面目呢?

这就不能不谈到运动的来源。1933年12月24日,在南昌中山路149号,蓝衣社发起了公开的“中国文化学会”;一名发起人后来回顾,“成立时有委员十五人,为高传珠、刘健群、贺衷寒、邓文仪、孙伯謇、张彝鼎、吴寿朋、康泽……皆为力行社社员”(邓元忠,《张彝鼎访问》)。几天后,张彝鼎偶然谈起,“(南昌)环境卫生太脏,应以清洁改善之;社会秩序太乱,应以规则纠正之”……

这个无足轻重的提议,被吴寿朋笑称为“新生活运动”。但进入蒋介石的视野后,一切都不一样了。这一天,他以邓文仪为召集人,以文化学会的四名委员,张彝鼎、李焕之、萧纯锦和蒋志澄为起草者,拟定《新生活运动纲要》。邓文仪后来回忆,“包括各种改良的意见……原来起草有96条”。这份纲要,在移风易俗、“教民明礼知耻”的口号下,旨在推动社会的军事化、半法西斯化;它分为两个阶段,“初步为生活规律与清洁运动……执行六个月后,转入第二期,生活之军事化、生产化、艺术化”。它大致勾勒了新生活运动的未来走向。但对此,蒋介石并不满意,“认为其中并未把握中心思想”。他将修改、润色的任务,交给了政学系首脑、时为南昌行营秘书长的杨永泰。

作为深谙蒋介石内心的老牌官僚,杨永泰提出“礼义廉耻”四字方针,为运动戴上了儒家的帽子。他说,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、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、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、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;他并且强调,“礼义廉耻……应表现在衣食住行”。它极符合蒋介石的胃口。这么一来,蓝衣社的方案,变成一个半儒家半法西斯化的混合体了。

事情还没完呢!这份有着儒家脑袋、法西斯化身体的文件,很快又落到了CC系的手里。陈立夫也不甘落后,决心为它贴上***、“三民主义”的标签。在召集众多文官武吏、进行了一两个月的详尽讨论后,他抛出了以各级党部为主体,发起“劳动服务团”、国货运动和“季节中心工作”的系列主张。以季节工作为例,它又包括春季植树、夏季清洁、秋季节约、冬季赈济等日常运动……

渐渐地,新生活运动非驴非马、面目全非了。它汇集了三大派系的立场,从儒家、“三民主义”到法西斯主义的种种主张。又何止于此?在蓝衣社、政学系和CC系之外,不是还有势力惊人、此时尚未显山露水的孔宋势力吗?次年,随着宋美龄的介入、基督教青年会的参与,它很快变成一个“四不像”了。

1935年6月,在《美国论坛》杂志,宋美龄发表了《中国的新生活运动》一文。不久后,她不仅出任妇女委员会指导长、发起了“妇女新生活运动队”,她并且强调“礼义廉耻”与基督教精神的吻合。在她的努力下,多达几千名的外国传教士、多达几百万人的中国基督教信徒,纷纷加入了新生活运动的行列。以乔治?谢菲德为例,他很快成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的领导人之一;以美国公理会负责人、中文名为牧恩波的吉奥?雪仆为例,他不仅全力赞助新生活运动,还被视为宋美龄的私人密友……

从此以后,新生活运动兼有儒家、“三民主义”、法西斯主义和基督教的四重色彩了。它前所未有、荒诞怪异,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怪胎;它被众说纷纭、毁誉不一,并且越来越多负面评价……

还不仅如此。

“新生活运动”的成分复杂、面貌模糊,当然也和它的始作俑者、时任南京政权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有关。自从1927年,他侥幸地、多少阴差阳错地成为中国主要统治者以来,他就不断面对着派系的分裂、日本的威胁、共产主义的挑战和种种西方思潮的冲击。以1934年为例,在他获取权力七年之后,这个广漠纷纭的国家依旧分崩离析、乱象丛生。

这是迥异于以往的、无处不在的分裂。以思潮而言,三民主义占据着法统地位,但它歧说纷纭、前后矛盾;与此同时,共产主义席卷一时,法西斯主义方兴未艾,自由主义赢得了人数虽少、但代表着社会良心与大脑的知识分子,最后,儒学近乎奄奄一息,却依旧占据着最众多的人口、最普遍的心灵。以社会而言,古老的、沿袭着千年生活方式的传统乡村,与西化的、舶来品的沿海口岸,恍若两个世界,在沿海中国与内陆中国的分裂之外,还有城乡的分裂、阶级的分裂、上一代人与新一辈青年的思想与价值观分裂。以政治势力而言,除了西方势力、日本势力和***势力,***内部也分成了蒋记***、汪系***、“西山会议派”和众多的地方军阀势力,即使蒋介石嫡系内,也还有政学系、CC系、蓝衣社和何应钦系、孔宋贵戚势力的分野……旧的未死、新的方生,一切都是破碎、对抗而复杂的。它深重地影响了蒋介石。如果说,伴随着时世变迁、思潮涌动,贺衷寒随波逐流,先后经历过士大夫阶段、***人阶段、极右翼的***员阶段,此时以纳粹主义者自居的话,那么,中年蒋介石的身上,却同时汇集了多种色彩、多重身份:面对***人的挑战,他自视为儒教徒、传统社会的卫道士;在***内部,他是三民主义者;与西方人打交道时,他是一名基督徒;而在四分五裂、内忧外患的国家图景面前,他又热切地渴盼以军国主义的手段,成为一呼百应的独裁者……

不惟姿态,乃至内心。七年来,作为一名缺乏准备的军人,他的视野所及,仅限于如何保住和拓展自己的权力;在乱纷纷的民国政坛上,他既随波逐流又上下其手,一切都是需要,一切都是工具。他没有“主义”,他的种种思考都是变幻不定、应时而生的。他的眼前,从未浮现过这个国家的未来图景……

又何止是他?在此之前,曾国藩不是试图“以器具护名教”吗?他悲惨地失败了;孙中山不是构画过效仿美国、三权分立的中国图景吗?他也很快改弦易辙了,三民主义由此有了新旧之分。在此之后,在“***”的蛮荒岁月里,***也只能寄望不破不立、以破代立,所谓“破字当头、立在其中”,而邓小平也有了“摸着石头过河”的名言……这四个人,无论学识、经验、气魄还是事功,都远胜于蒋介石。他们尚且如此,何况这个琐碎平庸、外强中干的大人物?

在这种情况下,他生平最重要的政治手笔,“新生活运动”,以拿来为方针,或中体西用、或“古为今用”、或“洋为中用”,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?它不仅繁琐细碎、毫无创见,乃至没有纲目之别、条缕之析,最终成为一个面目模糊、空前绝后的政治怪胎,又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?它伏笔了新生活运动的最终结局,乃至中华民国的未来命运……

无论如何,在这次集会后,一场波及20个省份、分支机构多达1355个,持续十余年并席卷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运动,就瞬间蔓延开去了。

2

新生活运动是此前未有的、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。2月28日,恰值农历元宵节,15万南昌市民走上街头,举行提灯游行。这一天,按照熊式辉、南昌公安局长黄光斗的要求,所有人都统一着装:以军人为例,是黄军装、武装带、翻毛皮鞋;以警察为例,是黑警服、棕色皮带、黑皮鞋;以公务员和教员为例,是藏青色中山装;以女学生为例,则是蓝士林布旗袍、高筒白袜和黑布鞋……乃至每户一人、职业各异的普通市民,也穿着质地不一的中山装。中央社次日报道说,“与会民众,服装整洁,精神严肃,为前所未见”。

十余万人喊着各种各样的口号,直到深夜,街市才渐渐寂静下来。但它不过是“新生活运动”的预演。3月11日,在十余天的筹备后,在142个团体、十万民众的拥簇下,蒋介石再次衣冠整洁地出现在南昌街头了。这一次,在“礼义廉耻”之外,他又宣布了八个原则,那就是整齐、清洁、简单、朴素、迅速、确实、勇敢、牺牲;他并且照本宣科,一一列举了邓文仪等人草拟的,多达96条、异常烦琐细碎的生活准则。

他说,穿衣要快、站立要直,吃饭时不要说话;他说,要清扫屋子、要每周洗澡,要消灭老鼠、蟑螂和臭虫。他还说,“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,报仇雪耻,那么,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……而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”。他兴致勃勃,甚至进行了自我标榜:“我要将自己的生活告诉大家,来做一个榜样。我们各个同胞……只知道我过去是国民政府主席,当过革命军总司令,现在是委员长,究竟我是怎样一个人,还是不知道。这是我少时受最严格的训练换来的,是我从小刻苦努力做出来的”……说到这里,不知道他是否想起了自己青年时的浪荡、忤逆和眠花宿柳?还好,他很快进入正题了,他宣布南昌“新生活运动促进会”成立。在他自任会长之外,九名干事分别是政学系的刘百川、程时煃、黄光斗,CC系的邵华;以及蓝衣社的邓文仪、贺衷寒、李焕之、萧纯锦和蒋志澄。

一场从“我”做起,从吃饭、穿衣、睡觉、走路做起的群众运动,就这样轰然蔓延开来了:3月17日,南京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成立,次日,北平也行动起来;几天后,武汉、福州、杭州、苏州、安庆和天津,众多大城市纷纷发起了运动促进会,贵州、四川和陕西也紧随其后……与南昌没有什么两样,提灯游行、张贴标语、公众演讲、文艺表演,充斥了各个城市的街头。几百万份《新生活运动之要义》的小册子被分送进了千家万户。一套多达40万发行量的四枚纪念邮票,更成为中国邮政史的空前奇观。在无数分支机构的干涉下,脸盆、毛巾、碗碟、茶杯乃至旧式年画,也清一色地印上了宣传字样;当年最常见的那种搪瓷脸盆,除“新生活运动”五个大字外,盆沿还印着八行繁体字,“新生活运动之推行,应以礼义廉耻为基础,以整齐、清洁、简单、朴素、迅速、确实为标准”……

蓝衣社控制下的百余份报刊,CC系控制下的几百份报刊,连同众多独立报纸,纷纷加入了新生活运动的大合唱。有线广播连篇累牍,种种宣传深入穷乡僻壤,它是如此无孔不入,以至于沈从文描写湘西深山生活的小说《长河》,“新生活”一词出现了五十次之多。此后十余年,除了“抗战”,亿兆中国人没有更耳熟能详的词汇了……

与铺天盖地的宣传声势几乎同时,一场前所未有的行为规范、社会服务和“生活限制”运动,也如火如荼地展开了。

这一年初春,已完成编组保甲、被划分为15个区的南昌,各区都配备了一个宪兵、一名“服务团”成员和六名警察,进行市民风纪的纠察。如果说这个力量还略显单薄的话,那么,不过十几天以后,成千上万的教师、大学生和童子军就被发动起来了。他们组成了17个大队,在一条条街巷、一个个公共场合,检查着随地吐痰、大声喧哗、衣冠不整和吸烟酗酒。他们分布在南昌各处,“有极负责的热情,以极诚恳平和的态度,劝导市民、消弭恶习”(南昌《民国日报》,1934年5月17日)……

南昌之后,则是南京、上海、武汉、安庆和杭州……多达几千名的宪兵警察,多达几十万人的青年与童子军,纷纷投身这场运动。乔治?谢菲德后来写道:“许多城市街道整洁、面目一新,过去常见的陋习不见了……更重要的变化或许在于,它改变了一代中国青年。他们不再漠然于家庭以外的事物,他们积极地投身社会事业,并在参与社会的过程中,培养出了自己对国家的热爱”……

在几个月的日常纠察、“行为规范”之后,则是日复一日、热烈沸腾的社会服务。春季植树不已成为“新生活运动”的季节工作之一了吗?每年初春,他们组成了一个个宣传队,深入郊区、农村,“使人民尽知种植之利益……并告以栽种培养之方法,能成材者先种,果实花木次之,杂木又次之”;夏季清洁运动不也如此吗?暑假到来的时候,他们发起了卫生运动周,“义务灭蝇、灭蚊,进行水井消毒、公私厕所消毒并疏通阴沟……检查各旅馆、茶馆、戏院、浴室的卫生状况”。及至天气转凉、众多家庭开始操办喜宴婚事时,他们挨家挨户地上门宣传,“费用宜俭,馈赠酬答勿奢华……提倡储蓄及保险”;至于效仿希特勒青年团、被视为新生活运动主要成就之一的冬季赈济运动,就更不必说了。在一个个街头,他们组织募捐、举行义卖、制作冬衣并施粥贫民;他们很快替代了过去的教会和商会,成为冬季赈济的主体。在此之外,他们还疏通河道、修浚堤岸、修补路面、美化街市,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体劳动和义务劳动;他们迅速地成长,成为崭新的、为数达到几百万、迥异于过往中国生活的一代青年。没有人能清晰地描述这种成长的意义:它是中国人与几千年生活方式渐行渐远、渐渐离去的一种象征,又是一个远未成形、不具备重大社会意义的青年现象;它使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了家庭和传统权威,与此同时,他们却走进了更阴沉、更无处不在的威权政治。他们远谈不上独立,更遑论青年的主体性了……它令人悲欣交集。

也是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出家庭、步入街头和社会之际,并不让人意外地,蓝衣社迅速成为新生活运动的主角了。

如果说,由于身居高位、老谋深算,杨永泰把“礼义廉耻”的名目,可以轻易地加在蓝衣社方案之上的话,那么,作为几十名高级官僚的小圈子,一旦运动从官方的发起转入青年主体、社会服务阶段,政学系是无法与成员众多、有着成千上万个基层小组的蓝衣社相提并论的。更不必说,在各级“促进会”中,蓝衣社也占据了将近一半的席位。

CC系也如此。它虽然有党部的公开招牌、有多达几十万的党员,但它的众多党部,不过是各级衙门的附庸。何况,接近四分之三的党员,或身处军阀控制下的省份,或隶属蓝衣社、政训处管辖的军队党部,又何况,在青年、大学生中,它的形象如此糟糕、声名如此狼藉。

除了专职党务干部,CC系是发动不起几个人的。除了蓝衣社,民国又有哪一个政治派系,可以深入青年、左右民间呢?更不必说,它如此热衷于此,如此乐此不疲。

后来的历史表明,对蓝衣社来说,新生活运动犹如一场组织的盛宴。它多达四五十万的党徒,大多由此而来。它还是一场标语的狂欢、身体的盛宴,伴随着几万名党徒的纷纷参与,新生活运动很快蓝衣社化、法西斯化了。

“蓝衣社化”也从南昌开始。这一年初春,借助“简单”、“朴素”的运动原则,原为蓝衣社重要文件的《生活限制条例》,开始衍化为对千万市民的要求。它的告示贴进了大小饭馆,规定只能卖少量酒水、点菜不得超过四菜一汤;它的众多成员、无数童子军监督员,不分昼夜地巡视着各处码头,禁止乘客走进头等舱。在这种情况下,生意大受影响的饭馆、不堪其扰的轮船公司,不得不用大盘子装拼盘、将酒放进茶壶里,或者在开航后进行头等舱补票,以应付没完没了、一拨又一拨的蓝衣社党徒。

饭馆、轮船之后,则是香水、时髦发型和“奇装异服”。蒋介石不是说过吗?“现在拍香水拍得愈多的就愈臭,愈不清洁……愈野蛮”,它让蓝衣社党徒如闻纶音。这一年春夏,以济南为例,所有公务员都被迫剃了光头,所有穿短袖夏装的妇女都被当街带走,去“新生活运动训练班”办理保证;以上海为例,在香水与高跟鞋屡禁不绝的情况下,蓝衣社党徒干脆集体出动,在街头设立了一个个“风纪岗哨”。他们或锯掉高跟鞋的鞋跟,或勒令喷洒香水的妇女用冷水浇头……凡此种种,让众多市民敢怒不敢言。后来,美国学者赫林顿?汤回顾说,“一开始,新生活运动强调很有必要的道德、举止和公共卫生,尽管也有强制成分,但人们并不反感。可惜像反对化妆和时尚之类的努力过于肤浅了……它最初的热情已经过去,新生活运动的推动力已大大减弱。已经有人认为,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将人们的注意力,从经济萧条上转移开去”……而与南昌、济南或上海相比,蓝衣社党徒更恣意妄为、最无法无天的,当数它严密控制下的武汉。

在武汉,蓝衣社拥有近万名党徒、几万名警察。这一年初春,它抛出了异常苛刻、令人啼笑皆非的生活准则:穿西装、参加舞会和听西洋音乐,都将“腐蚀民族意志”,都在禁止之列;通宵达旦经营的卡巴莱式餐厅,更诱使青年堕落,被视为大逆不道;至于泡酒吧、喝咖啡,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事情……在他们的勒令下,一家家舞厅先后停业,西式裁缝处在半失业状态,卡巴莱餐厅全部在午夜前关门。至于出售交响乐唱片的商铺,也被迫签下一纸纸协议,“只卖给西洋人”。

那么,租界呢?租界怎么办?对日薄西山的英国人、法国人,蓝衣社党徒并不放在眼里。他们成群结队,盘踞在租界舞厅门口,不准中国人入场;他们不顾各国领事的一再抗议,在众多卡巴莱餐厅寻衅滋事,致使其生意一落千丈。更有甚者,他们冲进一家家舞厅和影剧院,近乎恶作剧地将脏水或具有腐蚀性的酸水倾倒在穿西装的人身上。易劳逸教授后来写道:“这些反现代行为,是通过一小股狂热分子用暴力方式表现出来的……这些暴徒被视为蓝衣社分子,不管他们事实上是不是,他们的行为与蓝衣社宣传家们说的一模一样。”

又何止于此?实现社会军事化、随时征召成年男子入伍和献身,不是新生活运动的主要目标吗?如果说,在蒋介石、邓文仪的计划里,它需要逐步引导、在两三年内实现的话,那么,那些狂热的党徒最喜欢拔苗助长。许多个日子,在江汉路、珞珈山一带的繁华路口,经常有现役军人对熙攘的人流煞有其事地吹响哨子,而后大群党徒出现了;他们勒令不知所措的市民排好队列、接受检阅。此后几年,无论民众如何不满、交通怎样因此堵塞,这样的闹剧演出了一次又一次……

凡此种种,让基督教青年会的众多参与者心灰意冷。介入新生活运动不久,乔治?谢菲德就沮丧地谈到,“运动是被军事官员控制着的……有足够多的证据表明,他们大多是蓝衣社成员”。几个月后,一群基督教青年会的秘书更直言不讳地断定,“新生活运动……是一场真正的蓝衣社运动,其目的是重组国家,使国家处在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”。至于那个宋美龄的朋友、被称为牧恩波的吉奥?雪仆,也以诗一般的语言写道:“某种法西斯主义的乌托邦已经从天空降临到了人间,它到处都很整洁和美妙,但我的内心却感到微微震颤。它是天堂般的地狱,是花园式的废墟……”

果然是天堂般的地狱、花园式的废墟。1934年2月19日,也就是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当天,上海就查禁了一百多种书籍。五天后,在给曹靖华的一封信里,鲁迅写道:“上海靠笔墨很难生活,近日***至百九十余种之多。闻光华书局第一,现代书局次之,至少要算北新……书局已因此不敢印书,一是怕出后被禁,二是虽不禁而无人要看,所以买卖就停顿起来了……”

仅仅这一次,鲁迅就有四种著作被查禁,《彷徨》、《坟》均在其中。几天后,贺衷寒兼任局长的新闻检查总局,又下令停办了三十余种报刊、几十家通讯社。至于被停业整顿、限期整改者,更不计其数。

好戏还在后头呢!大约3月份,在大批蓝衣社党徒的聒噪下,武汉十余所学堂、几千名学生不顾师长的阻拦,将一摞摞图书馆藏书付之一炬;与此同时,这股风潮也蔓延到了上海、开封和杭州,几万本书籍、无数作家学者的心血,也瞬间灰飞烟灭了。它让人想起不久前纳粹德国的相似一幕,威廉?夏伊勒写道:“1933年5月10日晚上,柏林发生了自中世纪末叶以来前所未有的景象。约莫午夜的时候,成千上万名学生举着火炬,游行到柏林大学对面的菩提树下大街的一个广场。火炬扔在了堆积在那里的大批书籍上,在烈焰焚烧中又丢了许多书进来……在被焚的书籍化为灰烬之际,戈培尔博士向学生们讲话了,‘在这火光下,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,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’……”这火光能不能照亮新时代?谁也不敢断言。但这火光的确是升腾起来了。这一年春天,在《社会新闻》杂志上,蓝衣社的笔杆子陈秋云这么概括着法西斯主义:“它是最实际的、最勇敢的、最有力的,是凝聚了国家精神的表现形式……”

在《前途》月刊中,贺衷寒旧日同学刘炳藜则以酸楚、悲怆的语气写道:“法西斯主义是濒临毁灭的国家自救的唯一工具……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了,只有效仿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残酷斗争的精神了……”

更引人注目的是,贺衷寒、邓文仪、刘健群乃至蒋介石,也在《前途》月刊上频频发表署名文章,公开宣传法西斯主义。从《前途》、《社会新闻》杂志开始,蓝衣社由康泽缔造的、多达一百余份报刊的传媒机器,高速运转着。《中国日报》、《扫荡报》、《思想》月刊、《中华周报》;南京、武汉、南昌、洛阳、郑州、长沙、福州……

又何止是话语鼓吹?1934年6月10日,以蒋坚忍为会长的“中国文化学会”浙江分会,组织了“文化前卫队”。在成立仪式上,一个叫肖作霖的魁首代表总会,将象征军事化和生产化的剑和犁交给了蒋坚忍。邓文仪后来谈到,这个醒目的仪式、别出心裁的符号,“在当时轰动一时”。

毫无疑问,肖作霖这个创意,来自“以剑征服土地、以犁种植粮食”的希特勒名言。到这个时候,蓝衣社对法西斯主义的鼓吹,已没有任何保密、“掩护”和遮盖了。从这里开始,这样的鼓吹和种种宣传,连篇累牍,喝彩一片,整整延续了三年有余。这期间,贺衷寒先后出版了四册《一得集》,以及《学与干》一书;邓文仪写出了《青年、战争、革命》;刘健群完成了《复兴中国革命之路》……这些蓝衣社的经典文献,纷纷摆在上海四马路的图书集市里,并通过拔提书店,进入一个个青年的房间。

那是一个浮躁、盲目、朝不保夕的年代。在得过且过的生活里,从晚清开始的文化、中国命运的迷惘,转化为一种爆发的、近乎绝望的情绪。法西斯主义像瘟疫一样席卷了沿海知识分子。就像任何一个末世邪教都迅速传播那样,法西斯主义是人间的鸦片。

在这样喧嚣、沸腾的气息中,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宣传对中下层知识分子,特别是在对现状不满的人群中,产生了巨大影响。贺衷寒、刘炳藜等人的每一篇文章,几乎都引发热烈讨论。一个法西斯化中国似乎呼之欲出了。在这股舆论风潮的引领下,短短半年时间,三四万名大学生、知识分子先后加入了蓝衣社,蓝衣社的成员总数已超过十万人。

然后,轮到了修改章程。

3

几十年后,对蓝衣社是否修改过《章程》,众多当事人或矢口否认、或吞吞吐吐。1969年,面对易劳逸教授,刘健群坚称并无此事,他说,“因为蓝衣社组织仅仅存在六年,显然没有时间做这样的修改”。易劳逸对此评价说,“这个理由显然缺乏说服力”。

与刘健群相比,王新衡则显得模棱两可。他认为,许多更激进的蓝衣社同僚或许有此想法,但他对此一无所知,“因为它事关重大,可能只有少数人与闻”。与此同时,滕杰、肖赞育的表态更加含糊,他们仅仅谈到,“确实进行过一场关于放弃三民主义的争论”;但除此之外,他们不愿进一步地谈及此事……凡此种种,让易劳逸教授狐疑不已。他写道:“根据一份日本情报机关的报告,1934年年初,蒋介石曾召集一次蓝衣社主要骨干分子的秘密会议,这次会议所取得的结果,是修改章程……日本情报机关究竟从何处得到这份搀合法西斯主义的纲领文本呢?这是一份官方文件吗?亦或它仅仅是一些法西斯主义极端分子起草的草案呢?……”

他只能草草地了结此事。他不无遗憾地谈到,“现在还没有证据对这个问题作最后定论……(但)不论三民主义是否继续成为其意识形态的伴侣,蓝衣社的法西斯化已是既定的事实”。

然而,种种迹象表明,这次修改无疑发生过。

这又不能不谈到蓝衣社社长、“新生活运动”的发起人蒋介石。对这个目光短浅、急功近利的大人物来说,事实上,这场运动有着双重目标:一方面,他以窥测、观望的心态,任由儒学、法西斯主义、日本和基督教元素各行其道,以期自发地生成某种中国秩序,完成重建国家的使命;另一方面,所有这些元素,无论儒家的服从、法西斯主义的强调领袖、日本的军国精神还是基督教成分所能带来的西方认可,都有助于他的独裁地位。他试图攫取这个断裂的、碎片化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源。

这么一来,崭新的权力布局,也就势所必须了。他不是有政学系、CC系和蓝衣社吗?政学系的那些官僚,都是典型的读书人,也都以国之重臣自居,谁能说它没有几分传统文官集团的色彩呢?由他们代表“礼义廉耻”、乡土中国的权力资源,不是再合适不过吗?毕竟,在很大程度上,这个国家还是依照传统秩序运作着。

政学系之外,则是CC系。作为孙中山的遗产,CC系与汪精卫系、“西山会议派”鼎足而三,都自视为***的正统。在过去的年月,他的两次下野、屡屡失意,不都和他党内资历太浅、暴发太快有关吗?他不是还为此制造了孙中山视陈英士为接班人,“英士既死、吾师期我以继英士之事业”的神话吗?既然如此,作为陈英士的侄子,陈果夫、陈立夫以及CC系,最好的分工莫过于继续扮演***嫡长子的角色,并伺机压倒汪精卫系、西山会议派。

然后,就是蓝衣社了。

毫无疑问,蓝衣社要代表的,是青年、未来,是崭新的、非孙中山的、属于蒋介石自己的力量。既然如此,它又何必和***、“三民主义”牵扯在一起呢?倘若***的名声形象、精神资源,足以号召起青年与社会民间的话,他又何必另开蓝衣社这个炉灶?何况,他曾屡屡表示,***已经烂到了根子里;又何况,在他看来,法西斯主义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,在《新生活运动之要义》的演讲里,他这么估计社会军事化的进展:“如此努力干去,我相信三个月以后,南昌一定可以造成一种新风气,造成一个新南昌、新江西;半年以内,一定可以风动全国,使全体国民的生活都能普遍的革新……”

在这种情况下,蓝衣社章程的第一条,从“本社定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……以蒋介石先生为社长”,改为“本社定名为中华复兴社……以蒋介石为永远之最高领袖”,又有什么好让人意外的呢?它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力行社的名存实亡,复兴社的替代力行社、成为蓝衣社的重心。虽然力行社、革青会的成员还是复兴社的首脑。接下去的一些修改更加关键、也更能说明问题。第二条宣称“放弃民主和三民主义,宣传法西斯主义,力求实现独裁”;第九条决定“取消三民主义的教育,提倡生产教育和普及大众教育”;第十一条则言语确凿地表示,蓝衣社的使命,“是迅速地推动实现一个新的法西斯社会和国家”……

凡此种种,标志着蓝衣社的彻底法西斯化。在蒋介石看来,这是一个异常高明的布局:三大派系分别对应着过去、现在和未来,分别代表着官僚、党务和青年、社会。它象征着这个四分五裂、面目驳杂的国家的全部权力资源,从传统的、法统的到新生的;这么一来,无论这个古老国家将何去何从,他都能左右逢源、游刃有余……

所有这一切,难道不是1934年初春、他对民国权力格局的构想吗?难道这不是他匹配于新生活运动的权力布局吗?它符合着蒋介石的复杂阅历、神秘内心:从儒教徒、流民到军人的驳杂生涯;对“礼义廉耻”、宋明理学一知半解而又挥之不去的情结;对社会井然有序、人民随时动员图景的深切向往;以及成为独裁者、凌驾于让他处境尴尬的***之上的神秘冲动。它也符合蒋介石对蓝衣社的一贯态度:自从1932年年初,他在溪口镐丰房阅读《墨索里尼传记》,试图找到一条道路、“一种能唤醒国家新生的形式”以来,他先是要求那一群青年借鉴“复兴的德国和意大利运动”、“或日本的武士道精神”,继而,他又任用刘健群、派遣“赴德考察团”、赞助复兴社、组织别动队并发起“新江西”实验,凡此种种,给了那一群青年以极大的暗示。而当滕杰、贺衷寒亦步亦趋,力行社变成蓝衣社之后,顺理成章地,他逐其波而扬其流,分派给他们法西斯主义者的角色,赋予他们中国军事化、半法西斯化的使命,所有这一切,又有什么不正常的呢?

何况,易劳逸教授谈到,“(那份情报)不大可能由日本间谍机关伪造……因为那份报告已标明了‘保密’字样,并非要使其公开”。

就这样,1934年年初,当《章程》被修改、法西斯舆论鼓吹渐渐抬头之际,滕杰那单纯、炽烈的表情,贺衷寒那含泪、忧伤的眼睛,连同“十三太保”个人的忠诚、正直与廉洁,几十万蓝衣社青年的天真、投入与牺牲……所有这些,所有令人难忘、让人敬重、在那个乱世里罕见的情怀与品质,都在这种飓风般的变迁中,渐渐地黯淡下去了。

最早发起蓝衣社的六十余名青年,在那个沉痛、悲歌般的夏天断然无法想象,仅仅用两年半的时间,他们就把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社团,发展为一个成员十余万、权势熏天的秘密组织。但即使到此时,他们也不能想到,二郎庙、八宝街那清新热烈的日子,武汉暴日下的努力,复兴狂飙的出发和“远征”,乃至所谓的“江西新政”……所有这些,多少美好的、夹杂着亿兆生民期盼的进程,也都在这一股思潮的侵袭中,成为了“种下龙种、养出跳蚤”的历史悲剧。

他们是晚清以来,为“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”,而以自己的身躯做牺牲、去祭奠文化遗失国土沦陷的惨淡背景的再一群人。但到了这一天,他们所能完成的,也无非是命运的再一个轮回。

在一个涣散、积贫积弱的国家,法西斯主义似乎是“一种成本最低而效果最著的社会组织模式”(黄仁宇语)。这个现实,使此前和此后的,无论洪秀全、孙中山还是***,都异常重视社会动员、民众组织。但只有他们,这群平均年龄仍然是30岁出头的、一生忧患多于安乐,有理想、有文化、有良知的青年,因为处在西风东渐,并且风潮就是独裁,就是恐怖,就是刺刀、军队与暗杀的时世里,他们更直接地以独裁社会的推动者自居,以法西斯主义者自居,他们也就更直接、更鲜明地被钉在耻辱的十字架上。

这就是无情的、悲剧的时代与人生。

无情的、悲剧的,又何止是时代与人生?无情的、悲剧的还有历史。与几十个青年渐渐黯淡的表情几乎同时,渐渐黯淡下去的,还有中华民国的命运。蒋介石的精神资源是如此匮乏,以至于他的投机、观望,不仅决定了他个人的作为、新生活运动的面貌,也决定了一个政权的未来:在大历史的夹缝处,在种种思潮此起彼伏、人心世道斑驳破碎之际,这个国家最需要明确的,是自己的道路;蒋介石不仅没有这么做,恰恰相反,除了共产主义外,他统统拿来、无所不用;他使混乱的更加混乱、离散的愈发离散。在这种情况下,他和他的中华民国,又怎么可能不黯然收场呢?

又何止于此?精神资源的匮乏,连同党内资历之浅、面临挑战之多,造成了他强烈的不自信;这一切结合他固执的天性、近乎本能的权术手腕,以及一种神秘的、逆反心理式的冲动,使他产生了一种既自欺、又欺人的道德优越感。他始终无法自辨修身与权术、政治责任与一己欲望。几十年后,易劳逸教授写道,“他深信他的无私和道德纯正,认为他的权力利益就是国家利益。所以,什么对他有利,就是对国家有利,反过来,反对他就是反对国家的最高利益。他声称这类人‘投机’、‘刚愎自用’和缺乏‘固有美德’……这种自视正直的特点是蒋介石的一大长处,使他面临批评和逆境时充满决心,然而,这也是他性格中的悲剧因素,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败”(《剑桥中华民国史》下卷)……

就是这种性格中的悲剧因素,这种自欺欺人的道德优越感,使他在发起新生活运动不久,在以人作俑、将几十名青年推上不归路后,他又下令罢免了贺衷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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